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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进:人类抗疫视野下的口罩简史

日期:2020-05-21 浏览:26475作者:高福进

本文转自516日《光明日报》第十版“光明讲坛”


高福进 1965年生,现为澳门星际xj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类史与疾病史始终相伴,人类的进化及其社会发展实际上也是与各种疾病进行不断斗争的历史。在人类文明史正式诞生后的数千年间,全球著名的区域文明及其主要民族所经历的重大瘟疫对当地民族造成了重大影响,甚至有些时候左右了该区域历史的走向

何谓文化?简言之,五个字即成其定义:+创造=成果,亦即地球人通过劳动所创造的社会性的成果,就是“文化”。那么,创造意味着创新,创造出之前所没有的文化成果:包括人类所建立起来的所有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比如迄今所知最早的人类文化成果——旧石器;当然,也有当今不断翻新的精神文化成果。因此,任何文化成果离不开“创造”之创新性,最早的打制石器如石刀代表着最先进的武器或工具,而石器钻孔技术的掌握也许成就了一个全新的区域社会的形成、发展、兴盛和延续。

从历史角度来看,人类抗疫历史与口罩的演进,亦是这种“文化”成果。

人类抗疫的演进历程

从文献来看,我国古代针对传染病的隔离和防护,历史非常悠久。

首先是隔离以遏制传染病传播的实践在先秦时期,《吕氏春秋》已记载有传染病的危害;春秋时期的著名的一桩“隔离争论”,就是孔子探望染病的学生冉伯牛时采用的“隔窗而望”方式,古人对孔子的举动有不同解释,但宋代亦有学者认为,孔子此举,是因当时古人已经意识到了传染病防治的需求,所以孔子与患病的冉伯牛才会处于“隔窗”的状态。这种隔离或者自我隔离,在我国古代历史悠久,张志斌先生的《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中这一类隔离案例不胜枚举。比如在五代十国的后唐时期,湖北随州与河南邓州暴发瘟疫,许多人重度感染后,为避免再传给亲人,自闭房门,只在窗户上开一小洞,以便外人传递饭菜和卫生盥洗,而且传递时人们在远处用长竹竿挑起这些物品,这种隔离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至明清时期,这种自我隔离及自上而下的隔离制度更加系统而严厉。清初的北京城,人们对天花传染病畏之如虎,顺治帝和康熙帝先后都严令隔离天花患者,“凡民间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传染也”。而顺治统治时期,由于天花病在京城流行,顺治移驾行宫,并让太监运送生活物资,同时考虑到物资可能被运输的太监宫女污染,所以特别重视隔离防护,“惜薪司环公署五十丈,居人凡面光者(疑似患者),无论男女大小,俱逐出”。

其次是古人建立的防止传染病的隔离中心。我国古代有意识地自上而下建立“隔离”防护,采取对疾病的遏制措施,要早于西方和其他文明区域。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时期,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明确记载出现于《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灾蝗灾,“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一般认为,这种“舍空邸第”并配备药物,可以说是最早的见诸史录的“隔离医院”。东汉时期,皇甫规率军作战,当时军营中瘟疫流行,皇甫规为鼓舞士气,去“庵庐”探望患病士卒,也有学者推测,这可能近似于军用隔离医院。

官方抗疫机制的建立在隋唐较为完善,隋唐时期医学逐渐发展并走向繁荣,医学、医科、医署、医药等在古代空前发达,对突发传染病疫情出现了三大应对机制:及时医疗,遏制传染,赋税减免。当时已经出现了专门收治传染病人的“疠人坊”,对男女病患分别进行隔离。后来又派遣官吏专门对这类机构进行监管。至两宋,古代的抗疫机制更加完善。宋代超越隋唐的太医署,设立更高规格的“太医院”,同时增设太医局等更加发达和完善的医疗及医学机构,日常时期多为朝廷服务,疫情暴发时,翰林医官则应诏赴疫情暴发地区巡视和防治、处理。具体措施包括,设置惠民和剂局,在疫情暴发时对中草药实行降价。此外还有慈善机构的建立,如宋代的安济坊、居养院。加上民间救助团体,对抗疫发挥一定作用。

欧洲自有文字以来,古希腊人就已经有对瘟疫防护和隔离的记载,从荷马史诗到希波克拉底,都有零星或者理念的记述。

被视为古希腊医学黄金时代缔造者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公元前370年),在其《希波克拉底誓言》最早提出“不伤害原则、为病人利益原则和保密原则”,此观念颇具有开创性,启示后世遵循类似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并为传染病防治中的“隔离遏制”提了具体的方法和指南。而在伊斯兰世界,阿拉伯文化的繁荣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医学的发达,在距今1300多年前,为遏制麻风病等传染,阿拉伯帝国的皇帝瓦利德一世在大马士革建立第一所伊斯兰医院,医院为麻风病患者设置专门病区,此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群体隔离”的具体实践。

欧洲进入中世纪后期,尤其是近代以后,对瘟疫的防护、隔离取得长足的发展,至少有了自觉的防护意识,并积累起实践经验。在后世学者眼中,欧洲暴发“黑死病”后,至少有两项重要措施沿用至今,并能有效地起控制作用。一是检疫,二是隔离。公元1383年,法国马赛正式设立海港检疫站,采取对货物和外来人员一律进行严格检疫的措施。

针对大规模传染病的防御和遏制,进行较为统一的、同时也是行之有效的集体应对举措则始自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对于这次流行病有各种统计数据,基本的判断就是这是一次重大的传染病事件,对当时人类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损失。以此为发端,为遏制传染病的大规模、迅速传播,世界各国纷纷采取了各种相对有效的防疫措施,这些“非药物干预”的措施包括:隔离患者和感染者;强制性关闭公共场所;提倡和执行良好的个人卫生行为和习惯;等等。其中,为了防范疫情传播,防疫口罩被大规模地生产和佩戴,成为医疗防疫历史上值得关注的重要事件。

考察这些防疫措施,其中既有自上而下的强制类措施,又有非强制性的呼吁和倡导宣传等软性措施。而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生产的物质资源相对丰富,又促使口罩在诞生之后得到不断的改进以及普遍使用,医学进步和药物研制则让人类获得更多防护手段及免疫能力,技术的进步通过抗疫手段的综合运用,使得人类对传染病的遏制变得更加快捷而有效。

口罩发明的争议及其演化历程

如果依据历史文献的记载,从卫生防护和防止污染等方面看,我国是率先使用“口罩”的。有观点认为,我国的先秦时代,为防止各种污染物以及恶臭的空气、口气干扰,古人可能开始使用丝巾做成简易“口罩”,起到遮盖口鼻的效用,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记录包括《礼疏》《孟子》等。《礼记·曲礼上》载:“负剑辟咡诏之,则掩口而对。”孔颖达注疏中的第一个解释是:“掩口,恐气触人。”更体现了古人之于口罩卫生防护的本意。《孟子·离娄》则指出:“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那么,如何解决这些恶臭问题呢,古人可能使用各种布料、绢布遮住口鼻。

与卫生直接相关的口罩的发明,更为令人信服的证据与古代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有关,他在游记中记载的关于元朝宫廷中口罩的内容至今仍旧被广泛引用:“在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这里的“口罩”,是为了避免口气重的太监在供奉皇帝食物时污染食物。这一据考证系“用蚕丝与黄金线织成”的“布料”口罩,目的正是基于卫生考虑而遮挡使用者的嘴巴和鼻孔。

而在欧洲,类似口罩的发明物的诞生,源自中世纪黑死病的暴发。有观点认为,由于欧洲的中古时代(公元500—1500年间),整个医疗行业是由巫师掌控,当医生们为人治病期间,那些更有势力的巫师认为医生抢走了风头和生意,为此对医生进行骚扰甚至迫害,这种情况到了14世纪中叶欧洲黑死病大暴发之时表现得更加激烈,医生们因此躲避各种迫害,就以纱布遮住自己的面目,以避免被轻易地认出来。实际上,口罩类似物品的出现还要更早。比如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类似口罩作用的抵御呼吸“恶气”的措施就已经出现了。欧洲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对此即有记述,此后罗马人又将其发扬光大,罗马帝国初期的科学家老普林尼(公元23—79年),曾经利用松散的动物膀胱皮肤过滤灰尘,这类用法可以视为净化不洁空气的另一种发明。

还有观点认为,从时间上来看,最早的口罩发明应该是在中亚地区。根据考古发现,在古代波斯,人们有佩戴口罩的传统。古代波斯人的遮掩口鼻的口罩往往被认为是源自古代波斯的宗教,这一宗教后来在我国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土文献称之为“拜火教”,其教义认为世俗之人呼出来的气息是不洁之物,为了防止它干扰具体的信仰仪式,当时的人们用特定的布料将面颊包裹起来,尤其是口鼻。通过考古发掘相应时代的墓葬砖雕等实物,我们能够清晰辨认出这一类祭祀仪式上祭司们所佩戴的类“口罩”物品。

另外,在古代还有一类具有地域特性的“口罩”。比如古代日本忍者使用的“面罩”。它的发明和发展显然与卫生防护无关,更多是忍者们试图通过面罩使自己执行任务时处于一种神秘的状态。

近代社会以来,口罩或口罩物的发展得以提速,这主要是得益于18、19世纪欧美科学的长足进步。

比如19世纪30年代提出的“布朗运动”,这是来自不列颠地区的苏格兰著名科学家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1773—1858)的科学认识:气体分子在它们快速移动时会发生碰撞,从而导致小颗粒气体分子随机弹跳、运动。由此,布朗为后来的人们采用口罩来抵御有害粉尘进入人类口鼻,提供了理论的证据。到了19世纪中叶,世界历史上第一个防护性的口罩专利出现在美国,美国人刘易斯·哈斯莱特(Lewis P. Haslett)在1849年发明了一种“防尘口罩”——与其说是它是一种口罩,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肺部保护器,它是以棉纤维、木炭等东西为材料,吸收各种有毒的蒸汽、气体。这种采用单向阀和湿毛加以过滤灰尘的“口罩”,发明出来是专门给当时的矿工所用的。而在法国方面,微生物学家巴斯德1861年通过著名的鹅颈瓶实验,证明了空气中存在着会使物质腐败的微生物,这也是医学史上首次证明空气中存在着生物细菌,这为近代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细菌防护型口罩的发明,奠定了医学理论基础。在巴斯德理论影响下,当时欧洲的外科无菌化逐渐成为一种有意识地推动,也就是通过各种消毒手段,对所有的手术外套、鞋帽、手套及其他各种手术器械进行消毒。不过专门针对实施手术的医生的防护口罩,此时依然没有出现。直到后来,“米库里兹氏口罩”(Mikuliczs mask)最终诞生。欧洲外科医生米库里兹提出,医者必须戴上遮住口鼻的消毒纱布口罩。这款口罩被公认为现代首款医用口罩,不过这款医用口罩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完善,比如口罩采取紧贴人脸的设计太过烦琐并让佩戴者很不舒服,而且由于最初的口罩直接封堵口鼻,导致佩戴人的口水很容易浸湿口罩进而让卫生功能失效,于是后来又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比如在纱布内又设置细铁丝支架,使纱布与口鼻间留有间隙,再把两根带子缝制到支架两侧,把口罩的固定位置从前面的衣领改为佩戴人的后脑勺等,最终形成了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卫生口罩基本形制。

“伍氏口罩”以及现代口罩的发展

进入20世纪,口罩开始由专用转向民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暴发的大面积“西班牙流感”威胁,使口罩从外科医生的专用领域走向寻常人家。这一老百姓普遍使用口罩的标志性时间是1918年岁末。1918年3月,始自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的世纪大流感,迅速传播到各地,最终席卷全球,根据后世估计,这一场传染病造成了全球大量人口被感染,在那个抗生素还没有诞生的年代,这一场传染病随即造成了数千万人的死亡,而在这一场传染病的风波中,因为当时西班牙感染的人口比例极高,因此又被称为“西班牙流感”。

为了迅速遏制传染,佩戴口罩成为当时卫生防疫的重中之重,各国纷纷出台佩戴口罩的措施以抗击疫情,处于防疫一线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更是如此,普遍佩戴口罩的人们成为“西班牙流感”期间的常见情景。自此之后,每当发生重大疫情时期,口罩常常成为基本的防护用品。

中国在20世纪初也有一次大规模佩戴口罩,这就是1910年我国东北地区暴发的鼠疫传染病。在当时的抗击鼠疫过程中,有一个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在中国的口罩演进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人就是伍连德(公元1879—196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伍连德,祖籍广东,他是医学博士,毕业于剑桥大学。伍氏作为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的创始人,是我国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流行病学、医学教育和医学史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先驱,也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主要筹办者。


伍连德 资料图片

1910年,东北地区哈尔滨、满洲里等地暴发瘟疫,限于当时的卫生环境和交通条件,当地疫情没有得到及时控制,并且愈加扩散,造成东北部分地区重大人员损失。当时在北洋陆军医学院任职的伍连德年仅30岁,他临危受命,抵达当时疫情严重的哈尔滨,对疫情进行考察,并冒着当地民俗风情等各方面阻力,紧急进行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具鼠疫传染病尸体解剖,获得了第一手的抗疫资料。

随即,经过各方折冲,由伍连德牵头开始了对东北鼠疫的系统抗疫行动。首先,通过阻断传染源地区的交通联络,遏制疫情继续蔓延。其次,通过设立隔离区域控制重点地区的疫情发展。隔离实践古已有之,而伍连德的隔离则是积极吸取欧洲国家近代以来的先进的实践经验,亲自指导在疫情地区实施针对性的隔离、消毒等措施,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取得立竿见影之效。最后,通过在关内大规模地征召医生并组织动员各行各业人员,集中力量救治东北地区疫情。


伍氏口罩 资料图片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针对当时鼠疫的烈性传染,伍连德发明了一种更加有效的针对性的口罩——“伍氏口罩”,它用双层纱布缝制而成,能够相对有效地防止飞沫的传染,达到了隔离病患的作用。伍氏口罩制造简单,材料易获得,成本低廉,而且使用方便,经过不断地推广,当时东北疫区的医护人员纷纷使用,最终实践证明,这种口罩能够降低鼠疫扩散过程中的死亡率和传染率。“伍氏口罩”由此一战成名,受到世界各地医界人士好评。

经过不懈的努力,东北地区蔓延的鼠疫最终在1911年春季得到了有效遏制,当时由于条件限制,这次东北鼠疫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是仍旧被视为一次医疗防疫史上成功的抗疫实践。伍连德和他发明的“伍氏口罩”,为当时的中国防疫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世纪中后期,在世界范围内,随着一些公共卫生及污染事件的发生,口罩的大规模使用次数也逐渐频繁。其功用也逐渐从原来的医用扩展到防疫,进而扩展到生活中的其他领域,包括防寒、防沙以及防霾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口罩的应用演进与人类防疫历史的发展,构成了新的时代叙述。



5月11日,长沙市某幼儿园的小朋友跟着老师学习如何正确佩戴口罩。 新华社发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当日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分队在院内开展护理科普志愿活动。 新华社发


5月3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某防疫物资生产企业的工人在医用口罩生产车间工作。 新华社发



作者

高福进, 1965年生,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1994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历史学学士学位、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

1994年起先后在澳门星际xj文学艺术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任教,主要从事中外文化史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今为澳门星际xj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教师。担任上海世界史学会理事、教育部学位中心研究生学位论文匿名通讯评审专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国家社科基金匿名评审专家、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为该会会员、担任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特聘研究员、澳门星际xj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等。

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外文化史论、近现代上海文化专题等。自1994年进入澳门星际xj至今(2017年),先后出版各类著述(专著、译著、教材等)16部,在《新华文摘》、《世界历史》、《复旦学报》等各类期刊上发表论文70余篇。



来源:光明日报

审编:牟凯璇